明星丨鄭智化 看起來很可愛, 但是暗藏殺機

稿源:南方人物周刊 | 作者: 孟依依 日期: 2019-07-14

“把之前的自己殺掉,不管之前自己多成功,多被認可,然后在真實的自己生活的感受上面,找到一種新的自己”

本刊記者? 孟依依? 發自深圳? 圖 本刊記者? 大食

編輯? 楊靜茹 ?[email protected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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溺愛

走廊盡頭那幅畫上有一條藍色的金魚,在兩顆頭顱下面,金魚身體邊緣和主體的綠色交融,恰好出現在女性的胸部位置。

畫畫的人不喜歡金魚。“我沒有見過一種類似寵物的東西,你不能抱它,不能親它,不能帶它出來遛。它不能曬太陽,每天在水里游來游去,不知道在想什么,狡猾詭譎。我很受不了這種心懷不軌的東西,充滿了邪惡,又漂亮。”他又說了一遍,“我很討厭這玩意。”

但它在那里很合適,這幅叫作《春天的吶喊》的畫表達了一種不和諧的性關系,交纏的雙手、因為大喊而暴露的牙齒和軟骨,還有那條心懷不軌望著畫外的金魚。

這個畫展叫作《溺愛》,36幅油畫色彩濃烈,皆為卡通形象,去年在北京展出過一次,時隔一年后在深圳做了第二場同名展出。畫畫的人叫鄭智化,名字來源于他對繪畫的溺愛。

“畫畫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啊!”他說話的時候把尾音拖長,有種典型的臺灣腔,“他們說鄭智化你一輩子不賣一張畫,可是我還是會畫。我又不缺錢。” 然后擺出一副很臭屁的樣子。

但他大概有15年沒有畫畫,尤其是他作為歌手當紅的90年代,時間被頻繁的演出占據,直到1999年他決定不再唱歌,淡出公眾視野,“不紅了,當然就有自己的時間,原始獸性就出來。”

有一次家里裝修重新上漆,需要把舊東西搬走騰出空間。繪畫的顏料和原先的畫被翻出來,他才意識到自己很久沒畫畫了。為了抓回原來的手感,他把顏料重新檢查,留下那些勉強可以用的,一點點擠出來,在空白的畫布上畫了一個人,匆忙之中忘了畫頭發和耳朵——此后他畫作的大部分人物都沒有頭發和耳朵。

他覺得這樣不錯,沒有頭發和耳朵意味著沒有身份,可以是任何一個人,也可以不是任何一個人。“我要讓你去找尋自己的屬性,就像你可以講你的故事我可以講我的故事,我為什么要把故事說完。”

5月下旬,畫展開幕8天后,在展廳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,鄭智化同一些藝術家、音樂人、策展人坐在一起討論自己的畫,話題總是在90年代的流行音樂上纏繞,幾乎每個人都提到了《水手》或《星星點燈》——這兩首他最不想再唱的歌。

直到一個男孩站起來,談論了展廳正面墻上那系列畫作,整齊排列的四幅分別是愛因斯坦、瑪麗蓮·夢露、安吉麗娜·朱莉和李小龍的畫像,人物的面龐一半是過曝的影像風格,一半是卡通風格。鄭智化在解釋這系列畫作的時候說過,“當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被人家記住他叫什么什么名字的時候,他就是卡通了,他不會死你知道嗎?”

那個男孩講到繪畫語言,講到了這些畫,讓他覺得真誠,他說畫畫的人“在消滅之前的自己,把之前的自己殺掉,不管之前自己多成功,多被認可,然后在真實的自己生活的感受上面,找到一種新的自己”。

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身后掛著這個系列的另一幅作品,懸掛在展覽空間的正中,是人們最先能看到的一幅,那是一幅鄭智化的自畫像,叫作《鄭智化是卡通》。

58歲的鄭智化忽然抓到了那個詞——“消滅”。

鄭智化在深圳的展覽上與粉絲合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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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的老派的家伙

如果在21世紀初的那幾年見到鄭智化,會收到一張卡通風格的名片,他的職位是“大總管”,上面印著一個拿著冰淇淋和劍的娃娃。那時候他決定不再唱歌沒幾年,成了臺灣阿拉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CEO,他們想做一款面向全世界的大型社群,能夠24小時跟在身邊。

項目并沒有成功,直到2007年iPhone誕生他才意識到,阿拉叮缺少一個“身體”,這個“身體”就是智能手機。

那段時間他早上六七點起床后還能送女兒去上學,8點半到9點到辦公室開始工作,每天如此。日后他說起的“正常生活的嘗試”便是指此。

但更多時候是“不正常的生活”,1990年代初錄制《私房歌》的時候連續三個月每天只吃一家店的蛋包飯,從來不按時睡覺或起床;不會乖乖坐在書桌前寫歌,有時候是在打游戲,有時候在夢里,更多時候是在衛生間。說到后來自己給自己總結——a topical old school guy(一個典型的老派的家伙),他說自己的一個臭毛病是一成不變。

老派還在于十分固執和極致。

不唱歌的這幾年,他結婚生子、投資IT公司、收集金絲楠木、練習書法、繪畫,他還做漆器,用漆涂在器物表面制成工藝品或者日用品。剛從漆樹割取的生漆會“咬人”,鄭智化不戴手套,徒手摸生漆做漆器,“因為你只有摸那個漆才知道它的感覺在哪里,溫度、濕度是多少,每一個季節每天都不一樣。”

徒手摸生漆易過敏,鄭智化的手臂上還可以見到褐色的斑點,有時候生漆殘留在指甲縫里變成黑色,一個月也洗不掉,他做一個類比——我這個人是不蘸醬油的,要吃就吃全餐。

前段時間他去看醫生,醫生建議他多爬樓梯,他聽了生氣,竟然讓一個腿腳不方便的人去爬樓梯,“他就一直講,最后他受不了,就說你要聽我,真的,爬樓梯不只是會讓你更健康,而且它會增加你的壽命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嗎?我說,對,爬樓梯會增加人的壽命,但是你增加出來的壽命都在爬樓梯。”

但是女兒的到來讓他發生了一些改變。

剛復出的時候他接受過許多媒體采訪,談論淡出的6年他去做什么,發生了哪些改變,話題繞不開那個給他帶來巨大變化的女兒。在一則《北京青年報》的采訪中,鄭智化講到從前總要把事情做得很絕對,女兒的出生使他重新認識執拗的那一部分。比如家里來的客人因為抽煙把椅子燒了一個洞,以前他要么丟掉要么不計成本地修補成原來的模樣,現在他會保留那個洞。

他為自己花了38年才學會的一個道理感慨:“可見我這個人有多么的晚熟。”

“根本不是你在控制。”他指的是生活或者說命運,“有兩種方式,一個就是說就順它,以前的話我會杠,通常都是失敗;第二種方式就是說你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去做,在那個時間范圍里面,在那個節骨眼上面,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非常透徹。順是最重要的,不能逆。因為逆的話,你等于違背自己。不想寫歌就不要寫,我們又不缺這個東西。現在又很想寫,那就趕快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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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了解的程度

2005年,鄭智化簽約內地唱片公司后復出,意味著他將面對一個6年不見、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娛樂市場。

他也覺得有些人壞,明知道一挖他腦子和內心的東西,他就會不斷地說出來,仍然會不斷來挖,有時候還遞上來一支煙誘他。

兩年前在一檔叫作《不凡的改變》的綜藝節目中,他出現了一次情緒失控。節目邀請了三位音樂人改編鄭智化的歌曲進行比賽,最后由鄭智化選擇一位進行同臺演出。

音樂人方磊決定選《別哭,我最愛的人》,他與鄭智化的經紀人交好,對方打電話來說,你選這歌,化哥肯定不跟你合唱。他問原因,對方也不知道。方磊決定提交到導演組,先是得知要被換掉,最后又有人堅決讓他唱這首。

比賽時唱到一半,臺上的方磊看到有人走到鄭智化旁邊,給他遞了紙巾。鄭智化在哭,直到整首歌唱完也停不住,幾乎有十多分鐘,節目無法錄制。他聽到鄭智化的聲音通過聲帶、話筒、音響一路傳到他的耳朵里——“這是我的遺書。”

“如果我知道我不會唱,因為它其實就屬于他自己,因為他這個歌確實很多人喜歡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方式,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愛情往里裝。”但那次唱完之后,方磊覺得它只屬于鄭智化,“別人有一萬種解讀,但它就是鄭智化的。”

我試圖和鄭智化談論這件事情,他拒絕再談:“他們說你怎么一天到晚都不能釋懷。我沒有不能釋懷,我早就釋懷了,是不能忘懷。哪有不能釋懷,沒有。”

他們后來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情。方磊給我說過,不需要再探究內心。朋友們都說鄭智化博學而善談,他可以和他們談論物理的弦理論或者佛學,談論文學或者當代藝術史,雖然他們有時候不認同他激烈的觀點,也不影響一起打幾局大老二(一種紙牌游戲)。

一個人能被了解的程度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。“他是這樣活生生的一個人,他自己的生活其實只有他自己知道,每個人都是。他有他自己的空間,我覺得他這種人更需要給他更多空間。”

另一位朋友、音樂人崔恕說鄭智化更喜歡安靜地待著。好幾次崔恕去鄭智化的畫室都看到他在畫畫,一百多平的空間里,長寬兩米左右的畫布掛在墻上,他坐在為了畫畫而專門定制的升降臺上,用操控桿調整方向。畫畫的時候,周圍的環境也要保持極安靜,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到的那種。

這么多年鄭智化好像沒有變,就像15年前崔恕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:4月初北京還沒回暖,在天澤路女人街的上島咖啡,崔恕輾轉托朋友約到了在北京探親的鄭智化,彼時他還在擔任一本音樂雜志的編輯,但那不是一次正式的采訪。

他出門去迎接,鄭智化穿一件大衣從車上下來,帶點滄桑,沒有藝人或明星的架子,穿過冷風進到屋里,善談,親和,坐了一會兒幾個人開始打牌,像后來的很多次一樣。

他常常說,大老二其實和人生一樣,會打這個牌,你在很多事情上就會很順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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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過的證據

大概從2001年鄭智化開始討厭寫歌,因為該寫的都寫了,這件事情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有挑戰性,也意味著不再有樂趣。“每次寫一個東西,只是一個新歌,實在是很無聊。自己都覺得,干嘛,又是另外一首歌而已。”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我去見他的兩天前。

論壇結束第二天我在酒店見到他。他用一只看起來能裝下五百毫升液體的巨大高腳杯喝咖啡,他要從沙發上起身,調整坐姿,如果要移動腳,需要借助雙手把它們拎起來又放下,會露出褲管里不銹鋼支架的部分。

無論談起唱歌、繪畫、書法還是漆器,他的語氣都是自信和肯定的。我問他是否有自我懷疑的時刻,“我很懷疑我有沒有辦法,100米可以跑10秒2,怎么可能?不用懷疑,根本跑不到。一分鐘都走不到,腿有殘障。”他立馬接話,語速極快,然后反問我:“懷疑什么?你覺得什么叫行不行?人家會不會認同嗎?從來沒想過,關我屁事,他不認同就層次不夠高,那就不要理他。”

腿部的殘障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,偶爾還是會引起他情緒的微妙變化。

鄭智化在一檔脫口秀節目《智在說》里講到過他剛成為歌手時的一件事情,宣傳的工作人員帶他去電視臺錄節目,從白天等到黑夜都沒有上臺彩排,導播明說是因為他拄著拐杖不好看。那天晚上他從電視臺走兩個小時到家,走得大汗淋漓,一開門倒頭就睡,第二天起來再想,也不恨那些人了。很多時候他用這樣的方法來面對問題,把情緒封起來,讓身體產生多巴胺,然后再重新思考這件事。

方磊還給我講過另一句話,“沒見到真人的時候,聽歌,也能發現他是個好要強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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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35歲之后,鄭智化的膝蓋開始纖維化,站著的時候疼得厲害,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。

2005年宣布復出的年底,崔恕為鄭智化在北京展覽館策劃了一場演唱會,他站著唱完了一個多小時。四年后同樣在北展的另一場演唱會上,他不得不在凳子上坐一會兒,“我很擔心很疼的時候影響我的發音和唱歌。很多朋友說沒有關系,可是對我來說是很大很大的打擊。我的腿如果到臺灣或者到世界各地都沒辦法醫好,那今天晚上的演唱就是最后一場演唱。”

崔恕和公司一直想給鄭智化辦一場大型的演唱會,去年夏天的時候他們找團隊設計了一款輔助站立的器械,但成品出來后,測試發現安全性能不高,而鄭智化不愿意坐著唱歌,只好放棄。

他曾經努力寫歌然后唱歌,非常渴望留下一些活過的證據。他生活老派,不去理會外界的評價,長時間待在畫室里畫畫,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他認為畫畫是一件私密的、與自我交流的事情,因此不想把畫展出,直到年紀漸長,慢慢意識到“我沒有辦法永遠擁有這些東西”,然后又把它們拿出去,看著這些出自他手并且短暫擁有過的作品散逸到各處。

現在他又想寫歌了,“如果真的要寫,那把自己推翻掉,可這不可能啦。應該把一個自己,一個從來沒有看到的自己拿出來,提煉出來,這樣寫出來的才有意思,才真的有他的靈魂。所以現在又有這個想法,就覺得挺好玩。”

就像畫展論壇上那個男孩說的那樣,“Newborn,重生,很好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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甜味的反芻

從最早為廣告而作、旋律配器都花哨的《開心女孩》,到講述礦工兒子、批判城市欲望的《老幺的故事》,到街頭偶遇一個女孩、捕捉一個人間分鏡的《墮落天使》,到在浴缸里寫成、于圣火九二晚會演出并令他大紅大紫的《水手》,到描述疲憊生活、以理想者姿態面向現實的《中產階級》,到關注政治、在臺灣解嚴后意識到困境的《大國民》。

上世紀90年代,鄭智化可能是流行文化最重要的一批人中的一位,擅長用音樂講故事。在他最當紅的幾年里,天南海北的年輕人拿著磁帶反復聽,或從朋友家借來翻錄,錄到聽不清歌詞,播一句按下暫停鍵學唱一句。

“鄭智化是一個眼睛特別毒的一個創作者,他能看到沒有人關注的角落,不只天天寫一些情情愛愛的,他也在寫社會得各個階層,講各種各樣的故事。”方磊說。

《老幺的故事》提供了一個解讀鄭智化的視角,此后的創作都沒有超出這第一首歌的范圍,而鄭智化也沒有改變他的姿態。反叛的主題在他生命中幾乎一以貫之。

當代藝術的核心正是反思。

“我很唾棄文明。”鄭智化說,“只是很多東西很多題材在文明世界里面,讓我帶著熱情跟怨恨去創作。很多人看我的畫初看之下覺得蠻可愛,其實笑里都有藏刀,糖里都有藏鹽的。我五六年來潛心去畫這些東西,是想借用卡漫的方式去表達我對這個文明世界的諷刺。”

比如《誰裸體》在講審美同質化,比如《習慣動作》在講人們拍照時只會擺出一種動作,比如《瓷罌粟》在講毒品的影響。

鄭智化的作品《瓷罌粟》

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龍第一次看到鄭智化的繪畫時覺得很意外,“他不是玩票,卡漫這東西來講本身就應該是可愛的,可愛夸張放大的,但是它除了可愛夸張放大,你突然發現它里面有陰險,有恐懼。”

鄭智化有時候形容自己是個傀儡,被體內各種橫沖直撞的能量支配,“我身體里住了不知道什么鬼在里面,我擺脫不了,他叫我畫畫我就畫,他叫我寫歌我就寫。”

“敏感會讓人很辛苦。”梁龍說,敏感本身是件消耗的事情,而創作者必然是敏感和孤獨的。梁龍給鄭智化的畫做推介,有一次私下聊天他問鄭智化,“賣不出去怎么辦?”

“賣不賣無所謂。”

“那不賣你有什么想法?”

“反正跟我一起進墳墓。”

梁龍覺得鄭智化偏悲觀,“有一點是會對自己整個作品創作有歸宿性思考。”鄭智化承認在他年輕時會把所有事情都往最壞的方面去想,到現在還是如此,如果能想到最壞的那個結果可以承擔,那就沒有最壞。

鄭智化的作品《鴕鳥低頭》

“現在我可以講一句,你可以奪走我任何東西,沒有感覺。我知道什么是我會留下來,什么是我可能會沒有的,沒有就沒有。老天給了要感恩,老天不給你,你也不用沮喪,就這么簡單。包括生命。”

那么關于活過的證據呢,已經留下了,現在要找更多更好的證據,萬一有一天不在了,這些也還不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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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2期 總第600期
出版時間:2019年07月25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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